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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参见姜秉曦、张翔：《基本权利研究30年》，载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编：《中国宪法学三十年（1985-2015）》，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

[21] 仅1913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有人民受教育义务，以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有人民服工役的义务。对比这两个时期的公民义务，笔者认为，承袭自法国传统的义务类型，无论是兵役义务、纳税义务还是服从义务，其主体往往是抽象意义上的公民，其价值取向往往涉及国家之建构与维系，故而与理论上源于自然法而先于国家存在的基本权利有着本质区别。

[51] 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载《法学家》2004年第4期。吕复在其《比较宪法论》中认为人民之义务的种类包括纳税、兵役、工役、服公务、教育义务五项。[47] 陈宝音编著：《外国社会主义宪法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174页。参见吕复：《比较宪法论》，中华印书局1933年版，第112-113页。宪法欲实现对国家的限制，首先需要这个国家已经建立并能维系其存在。

不可计算、不可衡量的基本义务，在法治国家是无法容忍的[75]。如《魏玛宪法》便规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义务、担任名誉职位的义务、受教育义务、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以及土地使用的社会义务等新的义务内容。在人民问题上的倒退主要表现在:第一, 它从人民民主专政倒退到无产阶级专政 (第1条) , 这意味着人民外延的进一步收缩;第二, 毛泽东思想入宪, 并将它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强调国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序言) ;第三, 它删除了1954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 将公民的分裂规范化;第四, 公民的财产权进一步弱化, 实行完全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第5条) , 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第7条) ;第五, 本质上反宪法的革命委员会入宪 (第22条) , 使宪法法律完全虚置。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社会之人民是一般老百姓的统称, 外延并不明确, 他们历来是帝王的财产, 不具备法律人格。对这一曲折的人民概念史进行描述与分析, 并指出它的出路, 相信对中国宪法文本的完善与宪法实施具有重大意义。全民人民革除这一弊端, 消除了违宪行为的宪法源头, 无疑将极大推进宪法的实施进程。《论语》中仍然无人民, 民人1见。

(14)例如, 该宪法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与民是两个常用汉字, 这两个字或单独成词, 或连字为民人或人民。

群体性是指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 不是个体的人。1954年宪法第85条同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一, 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彻底根除将公民两分的刑事法律基础。那么, 国民与人民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有什么区别呢?周恩来对此讲得很清楚。

在规范权利的时候, 用的是人民。《诗经》同样无人民, 但民人3见。臣民一词出现在正史中始于《魏书》（2）, 臣的本意是奴隶, 臣民是对王权统治下的人的统称。(参见冯建辉:《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 《炎黄春秋》2000年第12期。

这四次修宪共通过了31条宪法修正案, 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人民的革命色彩逐渐隐退, 权利色彩日益浓厚, 革命人民进一步向全民人民迈进。‘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

进入 周永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民 国民 公民 全民 革命 宪法实施 。第二, 政治意蕴, 指与治者相对的作为治理对象的人, 是帝王的财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它在所有的国家机构名称前均加人民一词修饰。1978年, 深受文革之害的老革命们匆忙制定宪法, 旨在从法律上结束文化大革命, 于是便有了1978年宪法。当紧急时, 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第八条)。1982宪法通过以后, 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 与此同时它的成果陆续入宪, 这就是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的四次修宪。人权入宪为实现由革命人民向全民人民的转变奠定了宪法基础。公民在1954宪法中共出现34次, 在提及权利义务及其保障的时候, 用的都是公民, 第三章的章名就叫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公民这一概念是否及于所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宪法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从相关权利条款的规定上来看, 还是可以判断公民一词涵盖全体具有中国国籍的人（14）, 其含义与《共同纲领》中的国民相同。作为文化传统, 古汉语中的人民是与专制共存的, 人民是帝王的资产, 这一人民概念与宪法存在根本冲突, 相信这个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人民概念短期内很难从执政者的观念中消失, 人民群众、运动人民其实是这一观念的现代形式, 它视宪法为无物。

《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35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 36年1月1日公布, 36年12月25日施行) 是一部比较成熟的宪法, 该宪法第二条 (主权在民) 宣称:中华民国之主权, 属于国民全体。从上述表达方式可知, 在民国时期, 无论国民还是人民, 都是指个体的人。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私营经济取得合法性（26）, 废止人民公社体制（27）, 土地使用权依照法律规定可以转让（28）, 扩充经济自主权（29）, 保障土地征收补偿权（30）, 加强对公民合法财产权的保护（31）。在该《信条》中, 臣民一词消失, 保留国民一词, 这是一大进步, 但是人民还是没有入宪。

1949年9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在没有民选的人民代表大会时产生的, 制定者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邀请的民主人士与社会贤达, 具有革命立宪的实质。全民人民的宪法概念将人民的身份普及于所有人, 起码在观念上承认每个人都是宪法的制定者, 宪法权利的享有者, 这无疑有利于公民对宪法的信仰与忠诚, 从而拓宽了宪法的社会支持基础。1984年11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宣称, 建国以来对两千多万四类分子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在权力与权利主体概念的使用上, 《纲领》使用了人民与国民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与《共同纲领》不同, 1954宪法使用了公民替代国民一词。

民国三年的《中华民国约法》沿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做法。(第2条) (12) 这一点, 《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 第7条的规定最为清楚:中华民国人民, 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但是与该宪法的预设不同, 社会不久却向相反方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过渡了去, 它的宪法表达就是公民彻底分裂为人民和敌人的1975年文革宪法（16）, 这个徒有其名的宪法从1954宪法全面倒退（17）。该《约法》同时使用国民和人民两个概念, 在陈述主权时用的是国民:中华民国之主权, 属于国民全体。

全民人民概念对宪法实施的上述正面影响, 可以得到世界经验和中国经验证实。不过, 这一进步的实际意义是有限的, 因为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个体, 其他权利必然悬置。第四, 实现权利, 推进宪法实施。革命立宪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人治, 而所有全民立宪的根本政治原则无一例外都是法治, 因为革命本身就是无视规则的, 而全民立宪假设的前提就是规则下的人人平等, 平等的人之间的关系唯有依据法律才是正当的。

这一点最明确体现在1947年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中（10）。第二, 克服宪法的内在矛盾, 有利于宪法的实施。

(第一款)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时, 其逮捕拘禁机关应将逮捕拘禁原因, 以书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亲友, 并至迟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该管法院审问。二是主客体的双重属性。

宪法用来描述人民范围的概念都是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民主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统一战线、革命、专政等等, 而这些概念都是情感性、即时性的, 随权力意志的偏好而改变。1949年《共同纲领》承传苏联的"革命立宪"传统,宪法中的"人民"成为"革命人民"。